 虎门 — 服装信息 — 如何看待“衬衫换飞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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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解放日报 点击次数：301 发布时间：2006/3/9 10:3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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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媒体发表旅美教授薛涌文章：“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接着就有北大教授周其仁的反驳。然后又是一次再商榷。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在两位教授争论的前后，还有一些学者就“衬衫换飞机”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衬衫换飞机的经济学
《经济观察报》发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的文章。文章写道：衷心说实话，区区在下对所有“中国制造”的产品一律感到自豪。其中，对以“8亿件衬衫”为代表的大批量、廉价、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只赚辛苦钱”的工业制造，我也认为是很了不起的一项成就。这些遭人看不起眼的生产，不但奠定日后中国工业登堂入室的基础，而且现在就造福于人类数目最多的消费者和生产者。
以经济论经济，我认为最普遍有效的准则，还是“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这就是，无论个人、家庭、企业、地区和国家，参加经济竞争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限制条件出发，在限制下求快、求大、求增长，在限制下求后来居上。
中国这座山还相当宽。就是说，发展极不平衡，各种传统与现代、不同的技术文化层次，并存共生。这样一座山上，本来就允许多种曲子并唱，不需要搞得那么单一。
但是我们的经济思维，还是偏爱“舆论一律”。常常非把一个曲调同其他曲调对立起来不可。倡导高科技吧，似乎低科技再也不值得一提；高举“自主知识产权”呢，“他主知识产权”好像再也无用武之地；讲了品牌，代工、贴牌、外包等灵活的合约生产方式仿佛一下子就失去了经济意义。
中国发展不能仅靠人口红利
《东方早报》发表旅美教授薛涌的文章。文章写道：我从来没有反对过“衬衫换空客”。以中国目前的状况，不用衬衫换用什么换呢？我当然更不反对中国现在为世界打工。我强调的是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
我的核心主张是：中国的问题必须用充分的市场竞争来解决。不能以恶化老百姓的生存和工作环境为代价来为大企业或外资“改善投资环境”。只有这样，本土有竞争力的企业才能崛起，产业才会升级，中国人才不会“永远”为世界打工。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目前虽然经济繁荣，但经济运转还是缺乏效率，过度依靠投资而非创意来驱动发展。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享受着巨大的人口红利，有的是人，有的是力气，可以给世界不停地缝衬衫。但是，再过1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开始，必须要求人均创造较高的附加值才能养活大比例的被抚养人口。而要创造人均的高附加值，就不能仅靠给人家打工、挣最低的工资，还必须当老板、赚大头。
造不出飞机，不是衬衫惹的祸
《南方都市报》发表署名周克成的文章。文章写道：薛涌先生希望中国在高科技而不是初级工业领域有更多的发展，这是良好的愿望，但也许正是因为这点，他在文章中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即认为工人的高工资高福利是欧美国家发达的原因。
薛涌先生认为，高工资虽然降低了美国工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但高工资同时让他们有了较多的机会接受教育，所以能够在高科技领域获得发展，进而在工业渐渐败下阵来的今天，国民经济、人民生活仍然得以提高。
欧美国家比较富足，有较多机会接受教育，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工资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高。他们的工资高，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弱，因此能从国际上得到的教育资源只会更少不会更多。这个道理在他们一国之内也是一样的，如果哪个行业工资太高了，就会失去竞争力，最终结果，只会令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收入下降。
你当然会说他们这个行业不景气，可以转到另一个行业去了。但问题是，如果这个行业也景气不是更好吗？如果另一个行业本来就更有前途，那也不用等把这个行业搞垮他们才转过去。
实际的图景，是各行各业都要发展，而我们不必偏袒任何行业，更不应该说，可以不断给工人加工资，就算工业发展不起来也没关系，因为高科技更赚钱。如果你真这样想，那是可笑的。因为中国不发展工业，不等于就会在高科技领域有所收获；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没有优势，也完全不是因为中国有纺织、钢材、水泥等任何工业。
人口红利近尾声,制造必须转向创造
《财经时报》发表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的文章。文章写道：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为中国带来了大批富有纪律、廉价的劳动力。这批人在七十年代末起进入工作期、生育期、储蓄期、消费期。他们一方面压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拉动内部需求，还制造出40%的储蓄率。
高储蓄率刺激高投资，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工业化迅速开花、结果，甚至成为世界的加工厂。由于社会构成相对年轻，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住房需求比较旺盛、动态；同时老人比较少，社会负担轻，资金更多地投入生产性开发，“中国制造”由此崛起。
不过，好日子差不多过完了。根据美国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CSIS)测算，中国的劳动力供应高峰在2015年前后来临，紧接着是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罕见的收缩。国内学者在预测高峰到来的时间以及之后的收缩力度上，与美国学者稍有不同，不过大方向一致——“人口红利”已近尾声。
所以，提高生产力，由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型，不仅是当今国家的政策，也是人口结构变迁下的必然要求。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型，关系到民族的长期繁荣。然而，今天中国的教育现状、企业结构离知识经济的要求有很大差距。今天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也难以催生英特尔、微软这样的高附加值企业。前面并非坦途。
“人口红利”消失不全是坏事
《中国经营报》发表署名傅勇的文章。文章写道：人口红利的消失有利于充分就业时代的真正到来。现在，一听说人口红利将要消失，好像我们的劳动力资源会立刻紧缺一样。而实际上，农村还有超过2亿的劳动力需要转移。老龄化的到来将加速这一工业化的必经阶段。更要紧的问题是，低劳动力成本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条件，甚至是一个并不那么重要的条件。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人口就是世界第一，为什么经济不增长呢？现在非洲的劳动力仍比中国便宜，为什么经济长期停滞呢？显然，中国经济的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所构建的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巨大的市场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不仅仅是人口红利。
中国需要发展加工贸易
《上海证券报》发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的文章。文章写道：经常有人会以附加值的高低为由,来反对中国参与具有比较优势的低端国际分工。认为中国参与低端的加工制造和贸易(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加工贸易)，是用自己的廉价劳动补贴了国外的分包商。其实，就像微笑曲线模型所揭示的那样,当资本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时，除非存在垄断，否则，在每一个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的产业中，每个参与加工贸易垂直分工的国家的单位资本的利润所得应该是相等的。由此也可以发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特别是资本要素可以高度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究竟能够做什么已经主要不再是取决于资本的存量，而是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存量，因为资本是可以引进的，而人口的流动却要受到移民限制。
正因为人口在国际上是不能自由流动的，所以就会产生两大效应：其一，是劳动要素的报酬、也就，工资不可能出现全球均等化的现象；其二，各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究竟做什么，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是取决于资本丰裕的程度，而是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差异。正因为如此，那些人力资本比较丰裕的国家就可以在处于垂直分工的产业或者产品生产体系中做附加值比较高的高端部分，而像中国这样人力资本严重短缺的国家便只能做其中附加值较低的低端部分，并且劳动所得是不可能与发达国家或者资本收益趋同的。所以中国想要增加劳动的收入，最为重要的措施就是增加全社会的教育投入，而不是退出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或者减少贸易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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